君子配资杨博：探讨“昆仑石刻”与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的关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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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扎陵湖北岸的“昆仑石刻”，亦被称为“尕日唐石刻”（王子今《昆仑河源方向的“昔人所刻篆文”》，《光明日报》2025年7月4日第8版）或“扎陵湖石刻”（叶舒宪《四重证据法求证昆仑神话历史》，《光明日报》2025年7月9日第8版），自仝涛先生公布其发现以来，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。将石刻的性质及其文字内容与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进行对读，笔者认为以下两点联系或许值得关注。

其一，“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”。《秦始皇本纪》中提到：“二世东行郡县，李斯从，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，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，石旁著大臣从者名，以彰先帝成功盛德焉。皇帝曰：‘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。’”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，第267页）。根据《秦始皇本纪》的记载，从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历次东巡，无论是在名山之巅还是东海之滨，他多次命扈从群臣刻石以颂扬秦德。《史记》中记载了七次这样的纪功刻石活动。刘绍刚先生在《再说“昆仑刻石”》（《中国文化研究》2025年秋之卷）中指出，“昆仑刻石”属于摩崖类石刻，与秦始皇的纪功刻石并不属于同一类别。当然，秦代存在摩崖石刻是有可能的。关于这一点，刘绍刚先生文中提到的金其桢《秦始皇刻石探疑》（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01年第6期）已有较为详细的讨论，此处便不再重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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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地一直有刻石纪事的传统，例如石鼓文、诅楚文以及所谓的华山勒石、白沙邮石刻等，这些石刻都带有礼仪的背景，是对重要时刻的铭记（程章灿《传统、礼仪与文本——秦始皇东巡刻石的文化史意义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14年第2期）。从这一角度来看，“昆仑石刻”记述受皇帝命采药昆仑，与秦地刻石传统是大致相符的。然而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二世所说的“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”。这句话是否可以理解为在当时人们眼中，刻石是只有皇帝才能做的事情呢？如果这样理解，那么“臣翳”的刻石是否有可能如李凯先生所论，其读者并不是人而是神呢？（李凯《“昆仑石刻”的读者是谁？》，《光明日报》2025年8月1日第8版）。这一问题可能值得进一步探讨。

其二，“封其树为五大夫”。秦始皇二十八年（公元前219年），秦始皇第一次“东行郡县”，在泰山封禅时，因一棵大树为其遮蔽暴雨，便封赐这棵大树为“五大夫”。此次东巡的最后一次刻石——“琅琊刻石”上，列名最末的也是“五大夫”，即“五大夫赵婴、五大夫杨樛”。此后便是“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，入海求仙人”的记载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，第242—247页）。

过去学界认为，二十等爵制中，第九级“五大夫”与第八级“公乘”之间存在重要的分层，通常将五大夫以上称为“官爵”，以下称为“民爵”。然而，杨振红先生依据岳麓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“受爵者毋过大夫”等规定，指出秦统一时至汉初，民爵的上限为大夫，而民爵上限移至公乘应发生在汉文帝六年左右（杨振红《从新出简牍看二十等爵制的起源、分层发展及其原理——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三》，《史学月刊》2021年第1期）。从这一角度分析，“五大夫”如果并非官爵的最低一等，那么结合“昆仑石刻”中提到的五大夫臣翳，以及与秦始皇封禅、求仙相关的记载，或许可以推测“五大夫”与这些事件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联系。

以上是笔者对“昆仑石刻”与《秦始皇本纪》两个联系的思考，这种联系或许并不恰当。关于“昆仑石刻”的真伪问题，目前存在较大争议。一方面，石刻的发现、文字风格以及记述内容与秦代刻石传统、历史背景均有一定的契合之处，这为其真实性提供了依据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也有学者指出，石刻的保存状况、文字的解读以及与历史记载的相契度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疑点。例如，石刻的年代鉴定尚未有定论，且部分文字的释读也存在多种可能性。因此，对于“昆仑石刻”的真伪，仍需谨慎对待，不能轻易下定论。我个人的情感倾向，是觉得“昆仑石刻”是秦人有能力也有可能做到的，当然目前的证据尚不足以完全确认其为秦代遗物。

顺带说明的是，许多论者批评相关学者在判断真伪时，多提到如果没有相关专业背景，就谈不上合理的直觉认知，更谈不上准确的判断力，甚至可能形成误导，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。此外，对于新见材料，引用同时代或者相关可靠文献进行关联比对，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好方法。正如《左传》如果失去可靠性，“那么不仅现在的东周史会出现很大的空白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还失去了向上做进一步追溯的起点”（李零《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》，《李零自选集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，第24页）。同样，司马迁在著述《史记》时也是十分谨慎的，他除了引用较为可靠的材料外，并不轻易引用其他史料，即使是《书经》，他也仅录能看懂的部分，因此其所述史实的可靠性还是较高的。

当然，面对新发现，我们都会有一个持续探索和认知深入的过程。综合判断“昆仑石刻”的真伪相关问题，需要考古学、地质学、历史地理学、文献学、书法学等多学科领域协同合作，相信通过这样的基础工作，最终得出的结论会具有更普遍的说服力。

（作者：杨博，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、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”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研究员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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